于子茹

　　2016年，陕西省普通高考艺术类专业课统考——播音编导类专业基础课笔试刚结束，就有人爆料：有艺考培训机构用手机传递答案，考场内外串通作弊。随后，陕西省招生办发布声明：考试可能存在通过手机或无线作弊工具考场内外串通作弊行为，并已报公安机关进行彻查。

　　不管是高考、研究生考试、艺考，还是其他考试，年年都被曝出作弊事件，而且作弊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笔形密拍扫描仪、橡皮擦接收器、隐形耳机、植入头皮的接收器等纷纷为作弊“助力”。

　　为了整治作弊行为，2015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有组织作弊、向他人提供试题或答案、替考等行为，将面临刑事处罚。根据作弊情节，最多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有了刑罚的威慑，“作弊”本该逐渐减少，甚至消亡。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刚结束，教育部便接到举报，称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有泄题之嫌。另外，湖北查出300多人作弊，多个作弊团伙被端。时隔不到一个月，陕西又曝出作弊事件。

　　多年来，我国一直重拳打击考试作弊行为，然而作弊之风却始终没能得到根本遏制。如果说，以前的惩罚力度不够，变相纵容了一些人，但在考试作弊入刑的大背景下，7年有期徒刑仍不能震慑住作弊者。可见，维护公平，仅靠入刑是不够的。

　　须知，考试作弊，古而有之。学生的抄袭已形成习惯，甚至成为病态的“文化”，主要原因是我国存在“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等招生机制的弊端。教育者轻视德育，甚至被舞弊所带来的利益诱惑，参与其中，又如何要求被教育者诚信呢？

　　考试作弊入刑，虽然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但要让部分学生，甚至个别老师，重拾诚信，还远远不够。考试作弊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种渗透到部分师生心中的道德顽疾。俗话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单靠提高底线很难治愈底线之上的问题。

　　所以，肃清作弊之风，更需教育机制的转变，尤其是对一线教育者要构建起明确的“奖德罚弊”考评机制。让被教育者从小便将考试作弊当作一种为之不齿的行为，而非“风险投资”，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