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的一个主要社会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分化,高度分化的社会群体对社会治理提出差异化的需求,各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参与方式也不相同。就目前来说,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有三个维度的社会分化最为重要。一是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分化；二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三是年龄群体之间的分化。这三个维度的社会分化,现有的社会治理及其相关政策设计都有所关注,但关注的侧重点大多落在较为弱势、被动的一端。

　　的确,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政策扶助,应该作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工作思路反映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仍然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思维,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思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把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看作为被管理者、被救助者或被服务者,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政府共同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这种思维模式往往忽略了在社会治理建构中有可能发挥极大作用的一些社会主流人群,而忽略这些人群的需求和参与意愿,将难以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也难以达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特大城市,有两个数量庞大的主流社会群体,一个是社会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另一个是青年群体,这两个群体在经济社会领域十分活跃,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有较强的意愿,也有较强的能力参与社会治理及其相关决策,他们对社会治理水平有较高要求,对政府的相关政策常常提出批评意见。如何充分发挥这两个主流群体的作用,是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提升精细化水平,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

　　(摘自12月21日《光明日报》11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新视角》,作者:李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