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中国，由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而处于中西交汇的路口。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法之近代性转换影响至深的问题：中西法律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此以后，法律文化的中西比较，不仅仅关乎法政思想的更新与变革，更是成为一种学术作业，延续至今。当然，此番比较，并不唯吾国所独有。我们端视、考察英美列国诸法之时，彼岸的人们也在以“他者”之视角，打量着这个古老国家的法律与政制，甚至，其对知识获取的渴望程度远超吾国吾民。华东政法大学李秀清教授的新著《中法西绎——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中所呈现的内容，正是上述情景的真实写照。

　　李秀清教授以《中国丛报》（创办于1832年5月，1851年12月停刊）为切入点，梳理、分析报刊上所记载的与中国法律、政制相关的报道与评述。开篇以1821年“特拉诺瓦案”为中心，考察了中美早期法律冲突的历史，随后着重论述了《中国丛报》中展现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帝制、刑法、诉讼等问题的评论与看法。

　　虽然《中国丛报》所记载的仅仅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形象，但是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背后所隐含的，仍然是中西法律文化孰优孰劣的宏大问题。因为《中国丛报》刊登的报道或评论，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叙述，更多的或许是评价性的论述，它必然带有一定的预设与前见，前见的产生，必然源于差异与比较，而比较自然会有高低之见与优劣之分。

　　实际上，西方人笔下的评价性部分，即如何评价、评价是否得体等问题，也正是李秀清教授在书中重点强调的。举例而言，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丛报》创办人和重要撰稿人的裨治文抨击清朝帝制时心中的那杆秤，无疑是他认同并为之自豪的美国总统制。此外，《中国丛报》中所记载的有关中国刑法与诉讼制度的事项，在作者看来，也有一种“集体想象”的成分，并具有意识形态性，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法律观并不理解。即言之，中国法的形象，在很大意义上是西方人建构出来的，而建构的素材，可能是经过取舍的，也可能是碎片化的。

　　作为一名中国读者，自然很是欣赏作者对西方人之看法和观点的怀疑，也很希望作者能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通过史料的发掘整理，告诉所有读者：《中国丛报》的评论或报道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但细思之，对此现象的揭示本身就极具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比证伪“他者”之论述更为重要。事实上，基于各自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可反复辩驳的，未必可以证伪。犹如时下如果一名美国人来到中国，在媒体上看到的多是“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讹”以及“男子获冤十七年后终被释放”之类的报道，进而写出一份对中国做负面评价的旅记，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后来者以读者的身份审视《中国丛报》对中国法律所给出的评价时，美国第一汉学教授卫三畏的提醒或许是极为有益的：“向读者提供中国执行法律的恰当图像是很困难的事？就像在我们国家，每天报纸送进我们眼帘的是关于罪恶和暴行的记述，这些不是社会一般状况的标志，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回到中西法律文化比较这一问题上来，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做出比较的研究者是否具有价值前见，也不在于比较本身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些甚至都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在进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时，要注意深入发掘比较对象的“历史——社会语境”。即言之，对具体的语词、规则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时，不能忽视该语词、规则与制度背后所处的历史性因素与社会背景。比如，清末有识之士研习西方经验之后，认为“兴民权，开议院”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治国之大径，为政之公理”。并试图从“民为邦本”等民本思想中类推出西方式的“民权”概念以支持其政论，但却不曾看到，中国的“民本”与西方宪制中的“民权”是两回事。如王人博教授所言，“如果说民权与专制是相互对立、水火难容，那么，民本与专制则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

　　一旦忽视对语词、规则与制度的“历史——社会语境”进行详尽分析，误解与误读就无法避免。君不见，韦伯以形式/实质、理性/非理性作为分析范式，审视、分析中国的立法与司法所得出的结论，即受到林端、黄宗智等学者的不断质疑。如此情景，亦可见哈佛大学昂格尔教授对中国法律的评价与描述。

　　《中法西绎》一书中，作者在代跋末尾也提到：“有交往就会有比较，就会发现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但若撇开国家的土壤和背景，奢谈某一种法律是好的，另一种法律是坏的，必将有失公允”。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坚持“历史——社会语境”的方法论取向所竭力克服并旨在避免的结果。笔者认为，，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中，只有在更为宏观的视域中分析考察，才不至于轻易得出极端褒贬或不甚严谨的结论，从而使比较与论述更具历史厚重感。如此，也方能探寻中西法律文化之精义所在。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